北京5月9日电(本网讯  方殿亮  张寿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共同体意识生成经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生命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是一个历史过程，辛亥革命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启蒙，五四运动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开端，共产党的领导引领中华民族觉醒进入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觉醒的本质要求，需要从民主政治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民族事务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完善信息共享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期刊、贵州省一级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开辟“政治·哲学研究”专栏，首篇发表宋才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体现》论文。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体现
宋才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在由“大一统”传统理念逐渐嬗变、转向近代“世界观”的同时，也播下了“民族自觉”和“民族觉醒”的种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清末的初期萌芽、辛亥革命的成熟共识、抗日战争的民众觉醒之后，最终由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激起全民的内聚性和向心力，促进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形构，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铺平了道路。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觉醒基本涵义诠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源自于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得益于中国深厚历史积淀和历史传统。“中华民族”这个历史新名词，是清末由梁启超提出来的。其内涵和外延“经过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嬗变过程，“新名词”演变成为“新概念”。一旦脱离“民族”基本概念、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就无法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科学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国”历经齐头并进和国家同构进程，促使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萌生社会力量，最终形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无论是国际社会领域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越来越重视和突出认同政治特征，政治理论引领和政治系统运转，越来越以最广大的民众认可和赞同为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是培养各族人民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可和忠诚。从政治认同视角看，公民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可和忠诚，属于政治认同的培育范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重要方略，培育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对政党、制度、国家在情感上的归属感，是维系政治制度合法性、稳定性的内在力量。2019年习近平在论及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进步时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连在一起的民族团结的表征，56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各族人民和先民为“多元”集聚成为“一体”提供了基础条件，留下来共享的人文符号和共同价值，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地域共同性、文化共同性、记忆共同性、精神共同性，这些共同性的相互催化及综合作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脉。
      共同体意识生成经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在国家本质上和国家形式上，已经彻底完成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主权国家，一个具有完整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国家，一个实现了主权独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两个要点：“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富裕。”就其具体内容而言，“生产资料公有”可以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共同富裕”则从经济和文化上，保障社会公平制度的普遍实施，实现国家一切建设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根本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底气。自秦汉以降，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短暂的民族分裂，但主流社会却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导国家形态的始终是“大一统”的王朝国家。“自在”作为一种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是“自觉”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争中脱颖而出的。“中华民族”这个具有强烈自觉意识的表达方式，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深沉的精神基础。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高扬。“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各族人民只有一致对外、奋起反抗，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等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等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凝聚国共两党力量的重要作用。譬如，中国共产党利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不得不在庐山发表谈话中表示：无论何人何时何地“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外敌入侵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觉醒，促使中华民族不断由“自在”走向“自觉”，共同体意识成为汇聚中华民族的力量之源。再譬如，共产党军队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形成了不分民族、宗教、党派团结抗战的局面，各族人民自觉地扛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确立，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抗战的时代旗帜，民族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感融合共生。1949年9月在首届中国政协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定为国名，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和意识得以彰显；新中国的“国徽”“国旗”“国歌”，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征着中华民族大团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由“自觉”进入了一种“更加自觉”的高度和层次，也标志着中国由此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时代。
      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共产党以解放各族人民和全人类为己任，新中国第一次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民族平等，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可以依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依据法律和制度规定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因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所唤醒的民族自觉程度，相对于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民族觉醒所达到的高度外，55个少数民族新的自觉意识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民族自觉”与“民族意识”相比较而言，“民族自觉”所体现的自觉程度，高于一般“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不仅包括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包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的关切。而民族自觉除了关切本民族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之外，还关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56个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发展基础和共同前途命运，共同历史经历、共同集体记忆的民族实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精神价值和“国族”的政治共同体内涵。“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已成为在命运上形成共同体、在价值观上协调统一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已成为实现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大的“同心圆”。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民族的名称通常是由“他称”转化为“自称”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价值自觉“是指民族主体对本民族文化发展规律、时代价值的认知和把握，是民族主体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判断和定位，价值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核心。可以说，对文化的价值认知、评估和准确判断是文化主体自觉行动的前提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提高全体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这对于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必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正能量。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除了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法律法规、民族政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还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某些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民族意识倾向，把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面来。对极少数打着民族、宗教幌子搞分裂祖国的人，必须毫不手软地将其绳之以法。
      生命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是在1995年出现的；作为一个生态学概念，是在2003年出现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朴素的生态安全观，“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治理状况如何，折射和反映出这个国家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的文明程度，折射或反映出这个国家全体成员的整体文明素养状况。”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原本是为破解全球性生态危机而提出来的。“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经济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的悖论似乎将人与自然推向了对立面。为了弥合人与自然之间日趋紧张的对立关系，学界寻求人与自然统一性的理论运思便应运而生，且已经形成运用共同体理论为人与自然统一性辩护的思想雏形，为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出现与完备奠定了基础。”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科学回应，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的民族地区多处在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关涉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关涉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共控、共荣的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成为不可分割的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生命躯体”。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有效治理为支撑的生命共同体，有两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一个是人对大自然本体性的深刻认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另一个是自觉地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国家对社会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所实现的实际效果，是检验和判定这个国家公共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的最佳方式。在2020年这场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党和政府扎实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际效果，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失控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空前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把人心高度凝聚到“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意识上面来，凝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上面来，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化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体制机制和执行力的高度认同。
 
二、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渊源与全面觉醒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启蒙。凡是历史的，必定都是文化的。每个具体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是这些民族在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历史自觉的内涵可延伸理解为它是一个民族主体运用历史的观点进行文化批判和反思的过程。文化的历史自觉，就是要在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进行文化批判和反思，这也是文化自觉的本质所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和价值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从历史自觉的视角看，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成员在辛亥革命初期，革命着眼点在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可否认这里所说的“革命”，还算不上“自觉革命”，“中华”也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意藴。应当说到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才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譬如，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境内各民族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论及的“政治共同体”。但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以及民国政坛的风云突变，对民族的学理关注已经不再是社会关注的主流，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上面。无论过去和现在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终究是引领中华民族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启蒙，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结论。梁启超在192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对“觉悟”与“自觉”曾做出阐释并给予定义。他说：“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1939年史学家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论文，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意使用这‘民族’二字。”顾颉刚之所以要突出强调作为国家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因为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华民族才能唤起各族人民投入抗战的爱国心和凝聚力。即使蒋介石1942年8月也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演讲中指出：“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蒋介石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把具有“国族”性质的“中华民族”称之为“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因之而在举国上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不断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开端。“五四运动”是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和自觉、实现“伟大觉醒”的开端，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得到普遍高涨。1920年傅斯年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说：“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蔡元培在论及“五四运动”的时候也指出：“学生界除了对于政治的表示以外，对于社会也有根本的觉悟。他们知道政治问题的背后，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演讲，都一天比一天发达。”“五四运动”的精英们认识到，要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并达到全民觉醒的程度，必须高度重视对民众的理论灌输并开展平民义务教育活动。于是一大批青年学子，纷纷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和贫困乡村，以唤醒劳工阶级和平民百姓为己任，以实际行动推动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运动。促使新文化运动由“民族自觉”“国民自觉”，转变到提高“劳动者觉悟”“劳动阶级觉悟”“全民觉醒”上面来。“五四运动”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真正开端，它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条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批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众中最先觉悟的成分。把“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加广大和更加深刻的觉悟。从本质上看，“‘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这种由先驱者的率先“自觉”，转变成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革命号角，从而引导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性“自觉”。孙中山也关注到全民觉醒问题，他在《建国方略》中“希望革命党人重视唤醒民众，‘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只有唤起全体劳动者的觉醒，才谈得上社会的‘全面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主要缔造者和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者，党的“一大宣言”就载入了他们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问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与成熟。尤其是党在引领新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突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全形成。
      共产党的领导引领中华民族觉醒进入新阶段。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唤起民众觉醒、中华民族觉醒为己任，推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创办报刊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启蒙宣传。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第八条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最近奋斗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自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明确使用抑或阐释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提出来的，是觉悟的中国人救亡图存运动的一个缩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芽的重要标志。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940年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文化是崇尚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并且通过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斗不断地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引领中华民族觉醒进入一个全新的新阶段。尽管党在初创时期也曾使用过“民族自决”“联邦制”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甚至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还提出过“联邦制”主张。但是1947年5月1日在共产党人乌兰夫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确立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一方面为党向“民族区域自治方向”探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较短的时期内结束了“华夷之辩”的民族隔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真正确立下来。通过深入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由中央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没有继续沿袭斯大林“四个要素”的民族定义，胡锦涛提出了中国有关民族概念的新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56个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和现实视角，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指出：“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按照“打铁还要本身硬”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着力提升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能力，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陷入逆境，党始终保持政治本色不改，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善于化危为机，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自觉地担当起引领中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觉醒的本质要求
      从民主政治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全面觉醒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是全国各族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我国对内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矢志不渝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使得两个共同体建设相互协调、共同推进，成为中国领导人最鲜明的政治主张。建立民主政府、建设民主政治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选择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民主政治，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譬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对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大众的普选权、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四宪法”确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法律规定，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执政党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当下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也是对民族团结进步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实践证明，西方多党竞争式的民主政体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实际。诚如习近平所指出：“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理论体系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突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多元”为基础、“一体”为主线的正确关系。苏联、南斯拉夫、印尼等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教训极为深刻，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在我国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成功。从世界贡献上看，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不仅被联合国官方文件所接受和认可，而且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解决棘手的民族问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民族事务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无论过去和现在，始终具有其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不同历史时期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面临不同的具体任务。从国内视角看，民族工作从来都是“大事”“难事”，民族工作与解决民族问题历来是相伴相随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特点和做好民族工作的方式方法。只有在这一历史方位中，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做好民族工作。再从国际视角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崛起并与宗教势力相勾结，对边疆地区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正确处置好新时代的“涉藏”“涉疆”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重要的现实问题。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以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治理，需要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发展中解决困扰民族事务治理的问题，尤其要为民族事务治理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56个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所在。只有把握好“两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只有始终坚持56个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夯实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基；只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图谋，打击一切危害“民族大团结”的错误言行，坚决依法惩处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活动，才能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随着2020年国家整体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并实现与乡村振兴对接，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空间和地域会更加广泛，在人们生活的社会、文化、职业诸方面将呈现日益密切互动的局面，从而也对党的民族工作、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完成“十四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族事务法规体系，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民族地区全民法治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做好民族工作的法治能力，加大地方立法和执法的水平、力度和举措，形成推动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合力。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要看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发展中的民生短板就无法补齐，“十四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就无法实现。
      从完善信息共享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们一般都是通过期盼未来、理解现在的目的和愿望去回忆历史的。当信息化、数字化成为新时代特征的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记忆方式和信息储存方式，悄悄地发生了变革。“促使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不断融合与对抗，也促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到记忆信息的输入与提取过程之中，进而建立起一种新的集体记忆共享模式。通过大数据、网络媒介、数字化、云存储、仿生脑等新的记忆存储与分享方式，人们也被允许更广泛地参与到对集体记忆的共享、重塑与传递过程当中。信息数字化进程拓展了集体记忆的外延，使群体间的记忆边界被打破。”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人类已经进化为保持和维护共享信息的社会群体时代。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数字化记忆工程”，人类信息共享的目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一致的，探索人类共享记忆信息并实现彼此的联结，有利于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2019年习近平“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多民族国家国情的信息主要呈现在传播民族文化的网站上，网络传媒为民众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提供了平台。应当重视在完善信息共识、共享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使网络成为增强民众对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共识之网”。要防止碎片化信息造成意义误读和观念摩擦，避免引起民族之间不应有的隔阂，防范各种错误信息导致社会思想的动荡。要高度重视网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正能量的文化和信息传播，把“五个认同”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融入广大民众的心灵之中、牢牢地根植于广大民众的行动之中，正向的网络文化和信息传播终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助推器。要加强互联网涉民族信息的正面引导和监管，“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绝对不允许网络空间成为极少数宗教极端分子、邪教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发泄民族私愤的场所，绝对不允许网络空间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发表有违国家法律、破坏民族团结言论的“法外之网”。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政府立足当前和未来人类发展，谋求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构想，是促进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国与国之间文明互鉴，促进国与国之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在这场涉及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疫情防控斗争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人间正道。在应对这场重大传染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加强同国际卫生组织合作，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都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责任，国际社会出现了难得的命运与共意识并凸显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产生了难得的以理性消除偏见、共同抗疫、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的和谐格局。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把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与联合国宪章宗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高度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与联合国宪章宗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的精髓完全一致的。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的《论语》所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不仅作为座右铭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壁上，而且在18世纪末就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宣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过：“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推动合作共赢与发扬斗争精神结合起来，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努力，促进和推进国际社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民族文化自信是历史自觉最基础、最根本的自信，是56个民族成员自觉地认同、归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在根据。近代中华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多元化，异质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多元文化和谐共存，需要建立多元开放的文化对话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开放、包容与融合”。经过2020年这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类大考，国际社会越来越充分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主权国家内部的事情，世界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