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精准扶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少数地方演变成“精准填表”，忙坏基层一众“表哥”“表姐”，而在另一些地方，扶贫又催生“暴走一族”。

媒体近日实地走访国家级贫困县四川达州宣汉县一些乡村时意外发现，去年底竣工的冒尖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建有新房29幢，但入住村民仅6户；　天坪村集中安置点，20栋水电安装齐全的新房同样全部完工，搬迁入住者只有3户。农民为何“喜旧厌新”？村民向记者道出实情：住老房怕塌，住新房怕饿。多位村民称，安置点周边土地已有归属，无地可种，无事可做，生活也无保障，不得不返回原址，安置房也因此大量空置。记者遇见70岁的村民黎洪森，自去年集中安置后，他白天早起去老宅种地，晚上回安置点睡觉，来回步行山路要耗时4.5小时，单程10公里。

每天步行10公里，对城市健身、消食者而言，是可以朋友圈晒步数的炫耀，而对这山区农民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身心折腾。当然，安置房大量空置，基层干部也不乐意看到，不过，对付上级检查，他们有一套。据记者了解，大多易地扶贫搬迁户在收到相关部门通知的时候会入住安置点“配合检查”，通常是住几天后又离开。

扶贫安置是善举，为何又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病态在下面，病灶在上面。从“治未病”或“治已病”的角度，可以批评一些人缺乏底层思维、系统思维，唯上而不唯实，顾头而不顾尾；只考虑外表的居住环境，不关注内在的生存空间、生活质量；只考虑到按时完成安置任务，而忽视安置点的选址、迁入农户土地协调、生产发展等诸多细节问题。但是，对某些官员而言，上面的检查考核，往往比下面的民生问题更关乎痛痒，他们的思考重点自然有所偏向，思路也难免出现偏差。所以，形式主义的背后不只是官僚主义作祟，更有“精致的利己主义”在频频发力。

善的形式，渐变为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现在可能是一种“多发病”，而且基层是“重症区”：一方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另一方面，基层欠缺即时反馈的渠道，也少有抵制“病毒”的勇气。

朋友的老家在苏北乡村，每次回去都听到周边邻居抱怨，现在上学太不方便了，小孩从幼儿园起就要被赶到30里外的镇上去。有的家庭每天接送，有的不得已附近租房，有的只好让孩子住校。好多年轻父母在外打工，祖辈即使有能力有精力接送，遇上恶劣天气，还是无能为力，据说时有车祸发生。撤点并校之后，上学路迢迢，学子不堪其苦，家长不堪其累——这些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吗？撤并以后，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有过回访？如有调查，为何未见整改？

中心校的书声琅琅，难以掩盖边远生源家庭的尴尬和纠结。据了解，因为上学不便，有的家庭干脆不让孩子上学，一些地方辍学率有所上升；一些地区没有考虑校车配备，不少孩子只能乘坐不合格的校车、黑校车上下学，险象环生；由于寄宿硬件条件较差，与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辅导、生活服务难以跟上，寄宿学生心理问题也日渐凸显。事实上，布局调整的政策出台之初，便提出“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而到了农村乡镇，一些地方顾及当地学校生源稳定，以邻为壑，并不鼓励跨乡镇就读。朋友老家的那个村子，距离临近乡镇的中心校只有五六公里，但是因为学籍管理规定，他们大多数只能“就远入学”。不过，有关系有熟人的，也还是可以找到门路插班就读——新政策遭遇旧规定，好的形式，便沦为恶的形式主义。“扶贫”可以如此，“并校”可以如此，其他种种身边基层的事务，又何尝不会被“异化”至此？

我们一直习惯这样简单的社会分层：“上面”“下面”，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只有“面”，不只是“多面”，更有“里”。这个生态系统又是以人为中心的，所有的制度设计、政策选择都要尊重并关注社会成员的个体感受。好的政策落地，好的制度到位，绝对不是“好看”，而应是广大群众普遍感到“好用”“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