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商界的传奇人物、连续20年蝉联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宣布退休了。这位90岁的老人，年少时家道中落、独自谋生，20岁以后逐步开始自己的事业，最终凭借一番努力登顶香港首富的宝座。

　　在70多年的商业生涯中，李嘉诚的事业足迹遍及香港、内地以及欧洲，历经多轮投资周期，对于人生、事业以及时局洞若观火。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他的经营智慧和为人处世哲学被包装成各种心灵鸡汤，兜售给渴望成功和财富的普罗大众。

　　从寄人篱下的少年到推销员

　　翻阅老一辈香港富豪的发家史，基本上会发现每一个人在年少时都有一段极其不平凡的、艰苦奋斗的经历。尽管有人总结说，这一代的香港富豪喜欢标榜“草根”出身，更愿意强调个人童年时所受的困难，但或许恰好是因为每个人年少时的某些经历最终铺就了他一生的底色。

　　1928年，李嘉诚出生于广东潮州北门街面线巷的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李云经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李嘉诚5岁的时候，其在父亲的引导下，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

　　如果当年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或许李嘉诚会在家乡读书识字，像他的伯父们一样出国留学或者成为广东当地的一位出色的企业家，抑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李嘉诚和他家人的生命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

　　1938年日军轰炸了潮州。为了避难，次年，刚刚读初中的李嘉诚和家人一起辗转来到香港，寄居在舅父庄静庵家里。此时，李云经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变身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其中的落差与辛苦，或许当时年幼的李嘉诚能够透过父亲劳累的背影或者父母间不经意的某次交谈中感受得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港币贬值、物价飞涨，李家愈加贫困。李云经因过度劳累而染上了肺病，并且在1943年冬天病逝。随后，十几岁的李嘉诚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先是在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后来又做店员，学会了钟表装配修理技术。

　　或许是不甘于寄人篱下，1947年，李嘉诚离开舅父的钟表行，去做五金厂的推销员，由于成绩突出，在20岁就升任塑料花厂的总经理。

　　从小学徒到钟表工人再到推销员，可能恰是这些经历让李嘉诚在少年时就逐渐懂得洞察世事和人性，以至于形成后来圆融周到的性格，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在今年3月16日的长和系业绩说明会上，有记者提问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不是李嘉诚?李嘉诚的回答是：“以前我爸爸是小学校长，当时校长的收入是不错的。但日本人一轰炸，我什么都没有了，来香港12岁就要做工。后来我一个人要负担六个人，分担妈妈的烦恼。靠自己难道就不行?”

　　香港土地增值期：富贵险中求

　　在中外商业史上，每一个特殊的时期，都会产生基于那个时代的商业天才。超级富豪李嘉诚的诞生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不过在生意的起步阶段，李嘉诚对于商业大势的判断能力和敏锐的商业嗅觉已经有所展现。

　　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的加工业逐步向香港转移，1950年，李嘉诚看准了这个趋势，顺势踩上了时代的节奏，利用自己7000万美元的积蓄创办了长江塑胶厂。长江，取意于“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期间，因为质量缘故，李嘉诚的工厂也曾一度出现危机。后来在表妹也即是未来妻子庄月明的帮助下，最终渡过难关。

　　1957年，李嘉诚凭借快人一步的塑胶花生意，掀起了香港消费的新潮流，从此蜚声香港塑胶界，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胶花厂家。

　　香港地域狭小，缺乏工业和科技基础，制造业只能主打塑料、纺织、五金等，而这也造成当时香港当地企业的同质化日趋严重。如果仅仅把生意停留在塑胶界，那么李嘉诚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成功商人，而不会成为华人世界里数一数二的富豪。

　　真正让李嘉诚事业走向辉煌的是其在1958年之后开始染指地产业务。1958年，李嘉诚在港岛北角建起了第一幢工业大厦，兴建一幢12层高厂厦，正式介入地产市场;1960年，又在柴湾兴建了第二幢工业大厦，之后趁着1966年香港左派闹事、地价暴跌之机，李嘉诚大幅低价囤地，最终成为长江实业(1972年更名)上市的本钱。之后在1972年石油危机引发的香港股灾、1980年代中英谈判遇挫波及香港股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大风大浪中，李嘉诚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同时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便利的融资条件，一次次抄底成功。

　　有人说，李嘉诚从不拘泥于所谓的商业模式，他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商业策略，地产估值低时就大幅购入土地，建成物业进行出租，地产估值高企时则建成物业出售而不是出租。

　　李嘉诚后来说，1966年的囤地是真正第一次困难的抉择。“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外表温文尔雅的富豪，除了具备极高的商业天赋之外，其性格中也不乏喜欢冒险与豪赌的基因。

　　英资退华时期：一举拿下和黄

　　在华资精英如船王包玉刚、李嘉诚等崛起之前，香港曾一度是英资洋行的天下，更确切地说，是怡和、太古、和记黄埔以及会德丰的天下。九龙仓属怡和系的大洋行，当时九龙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作为一家怡和系的上市公司，它与香港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

　　李嘉诚一直视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源于九龙仓迁址。当时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九龙仓拥有的这块地皮已经成为地王，按照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格，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股价能有50港元/股。但是当时其股价仅有13.5元/股。

　　此种情况下，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2000股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份。李嘉诚的行动很快为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所注意，由此，九龙仓的股价急速蹿升至每股46元的历史高价。此时财政包袱沉重的怡和向英资第一大财团汇丰银行求救，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权衡利弊之后，李嘉诚退出收购。

　　当时，香港船王包玉刚也介入了对于九龙仓的角逐。九龙仓的码头货仓和地盘物业对于包玉刚太重要了，这即有利于包玉刚发展海上航运，也有利于他在地面大展拳脚。1978年8月底的一个下午，华商界的两位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会面，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将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转给包玉刚。最终包玉刚顺利入局九龙仓董事会。

　　在长和系的业务构建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当属李嘉诚在1979年以6.2亿港元从汇丰集团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22.4%的股权。由于在争夺九龙仓的商战中，李嘉诚主动退出与香港船王包玉刚的争夺，为此在购入和黄的交易中，李嘉诚获得了汇丰银行董事包玉刚的积极配合，加之汇丰银行的洋大班沈弼的大力支持，最终和黄被李嘉诚纳入囊中。籍由此次收购，也让李嘉诚摆脱香港本地地产商的身份和视野的局限，一举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多元化业务的战略投资者。

　　当前，李嘉诚的长和系旗下业务涵盖电讯、基建、零售、港口、石油等业务领域。李嘉诚凭借在这些领域积累的财富，连续20年稳居香港首富的宝座。

　　儒家修身之道

　　对于国内许多人来说，香港富豪给予大家的印象除了豪奢的生活之外，多数是接二连三的与某女星传出了绯闻，或者是多房妻女争夺家产的新闻。但是，在诸多见诸媒体的信息中，更多讲得是李嘉诚的勤奋自律以及为人处世的哲学和智慧。

　　2013年李嘉诚85岁的时候，还依然保持着睡觉之前看书和晚饭之后看十几二十分钟英语新闻的习惯。关于李嘉诚工作习惯的一个细节是：无论晚上几点睡觉，他一定会在早上5点59分闹铃响后起床。然后是听新闻，打高尔夫之后，再去办公室。

　　如果浏览李嘉诚在公开场合所拍摄的照片，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一副标准的笑脸。在见诸媒体的对其性格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李特别会顾忌别人的感受，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

　　用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的话说，就是李会让每个人都舒服。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他和长江CEO班的同学马云、郭广昌、牛根生等人去拜见李嘉诚的经历。与冯仑他们预想中的“超级富豪”不同，这位华人世界的超级大哥在电梯处与每个人握手、发名片。至于吃饭和拍照的座次，则由抓阄决定。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李嘉诚会四个桌子轮流坐，而且几乎都是15分钟。在饭局结束之后，李嘉诚会和每个人握手，即便是墙角的服务员，李嘉诚也会专门跑过去握手。

　　别人告诉冯仑，恰是因为老先生这种做人周到和真诚，所以很多人到了香港都愿意和他做生意。有人评价李嘉诚善于搞关系、做交易，但可能恰是因为他的这种圆融周到的性格，是其在政界、商界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自律和对待别人的周到体贴属于修身的话，那么在齐家上，李嘉诚也可以说是富豪中的典范。

　　2012年，84岁的李嘉诚向媒体公布了其财产的分配方案，其旗下长和系的资产，由大儿子李泽钜接手。兴趣在别处的二儿子李泽楷则获得李嘉诚更多资金上的资助。香港媒体认为，从分配的公平性角度来说，两个儿子分到的财产无论是实物还是股票、现金，从数量上来说，应该说是旗鼓相当。

　　财产进行公平分配，仅是李嘉诚处理家庭关系的一个缩影。李嘉诚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也为人所津津乐道。在李泽钜和李泽楷小的时候，李嘉诚很少让他们坐私家车，却常常带他们坐电车、巴士。两兄弟闷闷不乐地向父亲发问：“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私家车专程接送，而您却不让家里的司机接送我们呢?”李嘉诚则笑着解释：“在电车、巴士上，你们能见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能够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而坐在私家车里，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不会懂得。”

　　在妻子庄月明去世之后，李嘉诚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小自己33岁的红颜知己周凯旋，这位富豪的女友尽管能力和见识过人，但愿意默默守在李嘉诚的身边，成为富豪生活中的“加分项”。

　　尽管身为成功的商人，但是许多年来，鲜有资料对于李嘉诚的管理思想进行介绍和总结。不过，显然在其庞大商业帝国的管理中，除了西方的管理架构和一般的管理常识与规则外，儒家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影响李嘉诚的管理方式。

　　李嘉诚的一位下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李嘉诚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人，他会倾听下属的意见，觉得对的话，也会去接受。

　　“教父”与他的时代之辩

　　2018年1月，《福布斯》杂志发布2018年中国香港富豪榜。长和主席李嘉诚的净资产增加了57亿美元，达到360亿美元，并连续第20年蝉联香港首富。

　　在李嘉诚宣布退休的新闻出来之后，有人把这位在商场纵横了70多年的富豪与三星的李健熙、日本的盛田和夫进行对比，认为李嘉诚这样的香港富豪多是依赖特殊关系获得特许经营或资源，不像李健熙、盛田和夫是通过对技术进步承担巨额风险，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且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每个人的成长和成功都脱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不能脱离其所依托的政治和文化。评价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一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更是如此。

　　长期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乔·史塔威尔曾经在他的《亚洲教父》中对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提出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史塔威尔认为，日本、韩国和台湾(虽然台湾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东南亚，但史塔威尔认为其更多效仿日本并受美国影响较大)都进行了土地改革，这确保了他们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东北亚，每个人只要有一定的资金，都有可能去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在东南亚地区，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土地变成政府与教父们的囊中之物。此外，东北亚的政府虽然与财阀也有某种共生的关系，但是在挑选赢家时，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且东北亚更严肃地把政治体制看作是发展的促进者。

　　然而对于李嘉诚所成长的那个香港时代来说，显然，并不具备东北亚那样的发展土壤和环境。也因为如此，李嘉诚那一辈的香港富豪们，也只能是李嘉诚们。

　　李嘉诚在评价自身的人生时说，“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或许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对这位富豪人生最中肯的评价。